虽未谋面，却有缘分，世间有没这种“不遇缘”？2001年2月，我与庞朴先生便有了这么一种缘分。

昨日，喜闻庞老今年10月25日恰逢85岁华诞。听电话中随手拉开抽屉，好似心有灵犀一般，一封信跳了出来。那正是庞老当年写给我的亲笔回信。

还是在2000年，我市历史学者马超俊先生提出了“淮夷主创说”，大力推崇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夷夏东西说”——是东方的夷族和西方的华夏族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替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化。马超骏先生说，淮安先人属淮夷。中华民族主要是由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融合而成，淮夷又是东夷族中最强大的部族，由此，东夷尤其是淮夷，是中华历史的主创者之一；淮夷的历史，才是中华民族汉族历史的起始。

采访马超俊先生后，感到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论断。虽然马超俊先生曾任淮安市政协历史文化研究会主任，是个资深的地方史专家，但考虑到他毕竟一直在从事地方史研究，这么重要的论断当由一个全国性的更著名的学者鉴定一下才好。这时，我想到了家乡出去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历史杂志主编庞朴先生。他的外甥武钢与我是战友，我便将自己采访马超俊先生的几千字的新闻报道托他寄给了庞老

令我欣喜的是，我这个历史门外汉写的粗浅的稿子，竟得到了庞老细细地阅读，并回了三页纸的亲笔信给我。

信是繁体字写的，且按古代格式从左至右竖写。字个个方正，笔划坚定，通篇一看，更是布局优雅，错落有致，可说是书法精品，未读便有古韵扑面而来。信中赞扬说，马超俊先生的论断和我的报道“二美并，一说成，不亦快哉”，对马超俊先生的论断予以肯定和支持。之后更是精彩地概括说：“东夷散居东南半壁，生存条件为优越，文明程度自亦超前，唯此前惑于黄帝始祖说，视四周为蛮荒，以中原为正统，遂湮没无闻了。今得马先生振臂于前，先生推助于后，东夷之光，或将重现于新世纪矣。”这番话，又是对我的极大鼓励。从此，我便在本职工作之余，埋头于史书和新的考古发现，寻找着东夷尤其是淮夷的蛛丝马迹，想以绵薄之力，作东夷之光的一枚反光镜也。我写出了《徐国，延续了一千五百年的淮河古国》，《东夷寻迹》等文刊发。在河南周口采访后提出观点：《中华历史似乎应当这样改写:“羲黄子孙”比“炎黄子孙”更恰当》。

这时，我与庞老又有了第二段不遇缘。那天在市新华书店淘书，一本《中国文化十一讲》跳入眼帘，便拿来翻看。此书是讲儒家等诸子百家的根与源的，深奥的国学被讲得通俗易懂。一读爱不释书，便买了下来，回家更是读得兴致昂然。读着读着，读到了儒家的“仁”，读到了“仁”的出处——作者从出土的竹简中考证，古“仁”字“从尸从二”。“尸”是指尸方，是山东沿海一带到江苏苏北一带的民族，也称作“夷”。“夷”是“尸”口语发音，后来“夷”就替代了“尸”，东方的少数民族均称了东夷。书中考证说：“尸就是夷，居住在尸方的人有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就被称作仁。”这“二”字，则是羡划，羡就是多余，“二”是多余的笔划，是作装饰用的。看，原来儒家的“仁”，竟来自东夷！这让我眼界大开，并看到了历史研究的新视角——我决心好好读读诸子百家的相关书籍，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去考量历史。当一本书、一篇文章给我带来启迪时，我便会怀着敬重的心情去看作者。这时，我看到书的作者是庞朴先生。

一封古风优雅的信，一本历史文化积淀极深的书，让我在与庞老的不遇缘中得到了庞老学识的陶冶和中国传统学人品格的感染，也让我感受到了历史与国学研究的内涵所在。

（王卫华）